太宗曰：“信乎，有余不足，使后人惑其强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示敌以不足，则敌必来攻，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此是敌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决，敌与我分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知一之谓乎？”靖再拜曰：“深乎，圣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虽口诵《孙》、《吴》，而心不思妙；攻守两齐之说，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马法》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国有家者，曷尝不讲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太宗曰：“诚哉！朕尝临阵，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洽，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敢失此诫。”

太宗曰：“《孙子》言三军可夺气之法：‘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如何？”靖曰：“夫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众，激吾胜气，乃可以击敌焉。吴起‘四机’，以气机为上。无他道也，能使人人自斗，则其锐莫当。所谓朝气锐者，非限时刻而言也，举一日始末为喻也。凡三鼓而敌不衰不竭，则安能必使之惰归哉？盖学者徒谓空文，而为敌所诱。苟悟夺之之理，则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尝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则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靖曰：“为陛下计，莫若黜勣，令太子复用之，则必感恩图报，于理何损乎？”太宗曰：“善！朕无疑矣。”太宗曰：“李勣若与长孙无忌共掌国政；他日如何？”靖曰：“勣忠义恩，可保任也。无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俯之亲，委之辅相；然外貌下士，内嫉贤。故尉迟敬德而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旧，因以犯逆。皆无忌致其然也。陛下询及臣，臣不敢避其说。”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处置。”

太宗曰：“汉高祖能将将，其后韩、彭见诛，萧何下狱，何故如此？”靖曰：“臣观刘项皆非将将之君。当秦之亡也，张良本为韩报仇，陈平、韩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汉之势，自为奋尔。至于萧、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设使六国之后复立，人人各怀其旧，则虽有能将将之才，岂为汉用哉？诚谓汉得天下，由张良借箸之谋，萧何漕各之功也。以此言之，韩、彭见诛、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谓刘、项皆非将将之君。”

太宗曰：“光武中兴，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则善于将将乎？”靖曰：“光武虽藉前构，易于成功；然莽势不下于项籍，邓寇未越于萧、张，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