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自医之医方

读书宜识字，顾名即思义，人事尽如斯，少弊自多利。

今医者满天下矣，试问以医字作何解说，莫不张口茫然，如坠烟雾。字且不识，而欲其技之良、道之精，得乎？

医之字义从匚从矢从从酉。匚受物之器，受矢于器为医。《说文》训为“盛弓弩短矢器”，加于右上，亦兵器，下复从酉，酉，古酒字，古为毒物，故大禹绝之（石顽谓为从古服药多以酒助，非也）。神农尝毒，经谓药多为毒物，凡治某病皆谓以某药毒之，《内经》亦多如此，即以毒攻毒之义，可见医之为用尽伤人之具矣。病者既积矢、毒酒之属于一身，其危已可想见，医者如再不慎之又慎，不更危乎其危乎？黄帝以治兵之余治病，于是医字下笔从医，国语兵不解医本此所谓用药如用兵也，凡欲为医者，可不知所从事哉？

古之医者，人皆神圣而又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或为大臣，如歧伯、伊芳尹是，或为达官，如长沙太守仲景是。大臣达官虽富贵不逮天子，而身家皆自优裕，得以专一于医，而无别虑萦扰，且复药皆自尝自备（今之西医、东医亦自备药，颇合吾国古法，此其一得），一遇病者，无不应手奏效。盖先于经络脏腑，洞见结，更于气化传变，预为防制，非若今之西医，必待其人死后，购而剖解，始知其病之所在，自以为实验，人亦莫不以为然，然究不知其病之所在也。人唯有生气，方有气化传变，既死则气已绝而无迹可寻。如咳嗽病，有因外感，有因内伤，有因外感而变成内伤，或只关本脏，或为火刑金，或为子累母，或为母累子，或不能胜其所胜而转使胜其所不胜。《内经》所云：五脏皆令人咳，甚则移传六脏。此皆古圣神人明气化传变之理，传之至今，历历不爽者也。西医则剖解后见肺叶焦枯，或且溃烂，遂只名之曰肺炎。凡遇咳嗽，概以肺炎治之，无论寒热有异，即只以肺炎论，亦不知其炎之由于心，由于肾，由于脾胃与肝胆，徒执一本位为治。无怪其多不效，而转以为本不治，是皆由于不明五运六气以及脉息之确有可凭，故虽至死亦不知病之所以然。今之重视西医、从学西医者，直与西医同梦，吾所以为医者立自医之方，并欲以开通西医者，以其一也。类乎此者，不知凡几。

又如寻常疟疾，寒热来往，作止有时，一证既有，来往之名必有来往之处，来从何作？

往从何止？医者昧昧，漫不加察，虽中古以后之名大家亦皆不知其病之所在，稍贤明者，不过能分十二经络，或阴或阳，于邪来时，所注重之经界，经界既正，则药力专到，不致累及无辜。然必既专且久，邪始渐衰而退，非能直指病之来源也。下此则皆囫囵乱治，抄撮本证数方投之，或以止截为功，或当邪衰自愈，以故病疟者无不经年累月受害。西医亦只知以金鸡纳霜截之，然亦有效有不效（阴虚者，则多不效，且不宜服）。即使收效一时，后必再发，更或变生他证而不可救，吾见不可殚述。岂知凡病皆不离经络、脏腑，唯此病若不在经络、脏腑而别有所寄发作时，始由经络而脏腑，退止时又由脏腑而经络而止其所休焉。以时来往者，则又胃气为之也。胃于五行属土，于五德属信，故有信若潮，如人饥则思食，皆胃之日信，与妇女之月信同。然此虽予一人之私言，然物理验有得，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内经》阴阳疟论，歧伯曰：疟之将来也，阴阳之且移也，必从四末始也，坚束其处而决去之。只此四语，贼情，贼踪，贼窟，治法无不毕具。如法为之，无论何疟，莫不霍然，所谓捣其老巢，老贼净尽，非圣人而能若是乎？非真洞见脏腑经络而能若是乎？又何须效西医之剖解而始为实验耶！恐虽剖解，亦莫名其妙也。

今特为医者揭之，以为自医医人最便宜方，更以开通西医，使知吾国古圣人之法，不事剖解，向能洞见经络脏腑之神（此证唯张子和、喻嘉言见及经旨，惜皆不能笃守圣法而杂出多方）。

今之医者，大率下愚者多，其较古之圣神不知几千万里。且又皆读书不成，别业不就，无聊之极，思始遁于医之一途。于是圣神与天地参之道，遂变为至愚无聊者之逋逃薮，况当世界，苟且轻贱之积习牢不可破，其欲以为利者亦未矣。或别有会心者藉此以夤缘入官，遇上官病，或其家属病，不俟延请，行同毛遂，时运一至，偶然幸中，美差优缺，纷至踏来，上官亦最乐，此所谓惠而不费也。富贵逼人，亦常有事，是则不必问其道之若何矣。若其不善夤缘，又无真实本领，不过聊为糊口计，且有时并口亦不能糊，徒见轻鄙于世界，且并贻讥于外人，以为吾国医者如是，任意推测古圣之道，亦不过如是言。念及此，吾又不愿人之再业此，如果有发愤而欲为此者，则请相率而进吾之方，毋虑其愚也，以学愈之，毋虑其贫也，以勤俭愈之，毋虑其糊口不能也。以夷齐首阳之日孔子在陈之时较之，虽饿死事小也，能如是天下何事不可为乎？则再请进吾之多方更以自医。

医道务从正心博学为体，而以继往开来为用，其间息邪说，距行贯治道功夫，亦万不可少。若徒以日诊数人，月好数病，年活多人为毕能事，而于国家元气，天下毫无所裨，人虽视我甚重，自待未免尚轻，良医良相之说，非虚语也。燮理阴阳，且足以弥天地之灾，于人事更无论矣，相位不可必期，道理要归一致，出位之思君子，当不禁此，且不必问朝廷世界对待医者何如，而只裕吾胞与之怀时，切饥溺之思尤于贫贱，富贵不易其心，所谓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此正心之说也，即自医之第一方也。

博学人于识字读书之始即以《灵》、《素》、《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玉函经》、《甲乙经》、《活人书》、合《四子》、《五经》、《尔雅》先后并读，更于性理经济书多读，然后再读《神农本草经》、《长沙方》，经唐、宋、金、元、明代、国朝各大名家着述，以及欧亚之《儒门事亲》，西医五种广学汇编，英国产科诸书择其大要者，次第阅之。其余如《千金》、《外台》、《圣济总录》、《证治准绳》、《古今医统》、《名医类案》、《三因方》之类，不过为医家之大类书，略为涉猎，以备参考可耳，至若邪说行，有乖圣道古法而误世者，则概从阁置，或直以从火，只读时须精考古书之简脱，与后儒之参附者，勿使为其蒙蔽而贻误，尤须于经史子集中不明言医而于医道有合者，心领而神会之，所谓无字句间之医也。此博学而又须善学人也，自医之第二方也。

学医最忌先看本草与各方书，一经寓目，即可略识药品，聊记汤头，凑杂成方，于天地阴阳五运六气，全无理会，于人身经络脏腑、病机脉情，毫无觉察。一遇病者，遂觉技痒，为之延医，偶然幸中，自鸣得意。人有见之，亦谓知医，于是误尽苍生，终无入道之日。今之医者大都如是。况所阅本草，既非《神农本经》所见，方书又非古圣经方，不过坊间所刊俗本，如《本草备要》、《医方集解》、《验方新编》、《三指禅》、《笔花医镜》、《万病回春》、《冯氏锦囊》、《东医宝鉴》、《医宗必读》之类，此种最易误人之书，却最盛行于今之世，几于家置一编，以为医道尽于此矣。况且并此种类，亦未尽读熟读，凡有病家必为彼辈先试其手，及至辗转贻误，始思一延名医，而时所谓名医者，又不过薛立斋、赵养葵、张景岳、李士材、陈修园之徒。然其自命亦颇不凡，意谓较多读书，总属儒医，其实于医道仍是隔靴搔痒，不知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品斯下矣。又况等而下之耶，有志医道，其唯从吾息邪说距行而直入于圣人之室。

学医尤忌误解《伤寒论》，案仲景自序云：作《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原为万病立法，所谓法者，即六经气化传变，而方药随之而变之法也。以六经提纲者，使医者必先明六经经界，则万病不外乎六经。唐宋以来，致力于《伤寒论》者无虑百数十家，究其所作，不出二义。

一则因本文为之注疏，犹公谷之说春秋，一则引本文而为立论，犹韩婴说诗。外传非多，以辞害义，即失断章取义。自王叔和编次伤寒、杂病分为两书，于本论削去杂病而论中杂病又存，而未去者尚多，且参以私意，紊乱仲景原文，改头换面不少，以致世之读《伤寒论》者谓能治伤寒即能治杂病，遂多以杂病当伤寒，以伤寒概杂病而混治之。不知天下之病杂病多而伤寒少，如地当西北，时当严寒，或多伤寒，外此则皆杂病矣。若地当东南，则杂病温病为多，实时当严寒亦不过感寒冒寒而已。医者不明六经之法是统伤寒杂病而论，只以治伤寒之方药概治杂病，而不知以六经之法分治杂病，此皆叔和阶之厉也。叔和序例所引《内经》，莫不增句易字，况仲景耶！欲识真仲景者，当于原书本论逐条察其笔法，知考工记自不合于周官，褚先生大不侔于太史，世皆以《金匮要略》为仲景《杂病论》，有若似圣人唯曾子以为不可耳。柯韵伯《伤寒论翼》辨之最精且详，吾敢附于柯曰：王叔和者，岐伯、仲景之罪人，而后世医道之蝥贼也。虽《金匮》由叔和而始彰，其功亦不可没，然究功不掩罪，有志医道者，不得仲景《伤寒杂病论》原本十六卷而读之，慎勿以伤寒之药治杂病而误尽苍生，幸甚幸甚。

学医必须讲究气化传变，欲知气化传变又必先明阴阳，切忌混论阴阳，不分六经经界。脏腑固分阴阳，而一脏又各有阴阳，一腑亦各有阴阳，俱宜逐脏逐腑一一厘清，气化传变始能分晓。此在古名大家已少概见，今世中外业此者更无。徒梦见人身只阴阳两端，一病则千头万绪，非能先正经界，鲜不堕入迷途，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世之学人既不曾闻大道，又不力追上乘，只以苟且从事，因陋就简，谬以袭谬，歧之又歧，全不知气化为何事，何能梦岐景耶！不能窥见岐景，又何能与论医道耶！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所谓下学而上达也。若夫医道，则必上学而旁达，笃守古圣之法，然后旁通四达，以斯推展博大而收土壤细流之助，仍不出古圣范围，方为医学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