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未必能如周宣之遇灾而惧，侧身修行，尚有君臣交儆遗意。此亦汉时实行孔教之一证。后世不明此义，谓汉儒不应言灾异，引谶纬，于是天变不足畏之说出矣。近西法入中国，日食、星变皆可豫测，信之者以为不应附会灾祥。然则，孔子《春秋》所书日食、星变，岂无意乎？言非一端，义各有当，不得以今人之所见轻议古人也。

汉儒言灾异，实有征验。如昌邑王时，夏侯胜以为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而应在霍光。昭帝时，眭孟以为有匹夫为天子者，而应在宣帝。成帝时，夏贺良以为汉有再受命之祥，而应在光武。王莽时谶云：“刘秀当为天子”，尤为显证。故光武以赤伏符受命，深信谶纬。五经之义，皆以谶决。贾逵以此兴《左氏》，曹褒以此定汉礼。于是五经为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光武非愚闇妄信者，实以身试有验之故。天人本不相远，至诚可以前知。解此，则不必非光武，亦不必非董、刘、何、郑矣。且纬与谶有别。孔颖达以为“纬候之书，伪起哀、平”。其实不然。《史记赵世家》云：“秦谶于是出。”《秦本纪》云：“亡秦者胡也”，“明年祖龙死”，皆谶文。图谶本方士之书，与经义不相涉。汉儒增益秘纬，乃以谶文牵合经义。其合于经义者近纯，其涉于谶文者多駮。故纬，纯駮互见，未可一概诋之。其中多汉儒说经之文：如六日七分出《易纬》，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出《书纬》，夏以十三月为正云云出《乐纬》；后世解经，不能不引。三纲大义，名教所尊，而经无明文，出《礼纬含文嘉》。马融注《论语》引之，朱子注亦引之，岂得谓纬书皆邪说乎？欧阳修不信祥异，请删五经注疏所引谶纬；幸当时无从其说者。从其说，将使注疏无完书。其后魏了翁编《五经要义》，略同欧阳之说，多去实证而取空言。当时若删注疏，其去取必如《五经要义》，浮词无实，古义尽亡；即惠、戴诸公起于国朝，亦难乎其为力矣。

观汉世经学之盛衰而有感焉。《后汉书儒林传》曰：“光武中兴，爱好经术。建武五年，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搢绅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其后复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搜选高能，以授其业。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案永平之际，重熙累洽，千载一时，后世莫逮。至安帝以后，博士倚席不讲。顺帝更修黉宇，增甲乙之科。梁太后诏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古来太学人才之多，未有多于此者。而范蔚宗论之曰：“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是汉儒风之衰，由于经术不重。经术不重，而人才徒侈其众多；实学已衰，而外貌反似乎极盛。于是游谈起太学，而党祸遍天下。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实自疏章句、尚浮华者启之。观汉之所以盛与所以衰，皆由经学之盛衰为之枢纽。然则，立学必先尊经；不尊经者，必多流弊。后世之立学者可以鉴矣。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议礼、制度、考文，皆以经义为本。后世右文之主，不过与其臣宴饮赋诗，追《卷阿》矢音之盛事，未有能讲经议礼者。惟汉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为旷世一见之典。《石渠议奏》今亡，仅略见于杜佑《通典》。《白虎通义》犹存四卷，集今学之大成。十四博士所传，赖此一书稍窥崖略。国朝陈立为作《疏证》，治今学者当奉为瑰宝矣。章帝时，已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穣梁》、《左氏春秋》，而《白虎通义》采古文说绝少，以诸儒杨终、鲁恭、李育、魏应皆今学大师也。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蔡邕自书丹，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后儒晚学，咸取则焉。尤为一代大典。使碑石尚在，足以考见汉时经文。惜六朝以后，渐散亡，仅存一千九百余字于宋洪氏《隶释》。有《鲁诗》、小夏侯《尚书》、《仪礼》、《公羊春秋》、《鲁论语》，盖合《易》为六经。而五经外增《论语》，《公羊春秋》有传无经，汉时立学官本如此。宋蓬莱阁刻石又坏；今江西南昌、浙江绍兴两府学重刻，止有六百七十五字，与世传古文经字多不同。汉石经是隶书，非魏三体石经；是立于太学门外，非鸿都门。前人说者多误，详见杭世骏《石经考异》、冯登府《石经补考》。

王充《论衡》曰：“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则，《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案王仲任以孔子制作垂遗于汉，此用《公羊春秋》说也。《韩敕碑》云：“孔子近圣，为汉定道。”《史晨碑》云：“西狩获麟，为汉制作。”欧阳修以汉儒为狭陋，孔子作《春秋》，岂区区为汉而已哉！不知圣经本为后世立法，虽不专为汉，而继周者汉，去秦闰位不计，则以圣经为汉制作，固无不可。且在汉当言汉；推崇当代，即以推崇先圣。如欧阳修生于宋，宋尊孔子之教，读孔子之经，即谓圣经为宋制法，亦无不可。今人生于大清，大清尊孔子之教，读孔子之经，即谓圣经为清制法，亦无不可。欧公之言何拘阂之甚乎！汉经学所以盛，正以圣经为汉制作，故得人主尊崇。此儒者欲行其道之苦衷，实圣经通行万世之公理。或疑获麟制作，出自谶纬家言；赤鸟端门，事近荒唐，词亦鄙俚；《公羊传》并无明说，何休不应载入《解诂》。然观《左氏传》“其处者为刘氏”，孔疏云：“插注此辞，将以媚世。明帝时，贾逵上疏云：‘五经皆无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窃谓前世藉此欲求道通，故后引之以为说耳。”据疏，是后汉尚谶记；不引谶记，人不尊经。而《左氏》家增窜传文，《公羊》家但存其说于注，则《公羊》家引谶之罪视《左氏》家当未减矣。

后汉取士，必经明行修；盖非专重其文，而必深考其行。前汉匡、张、孔、马皆以经师居相位，而无所匡救。光武有鉴于此，故举逸民，宾处士，褒崇节义，尊经必尊其能实行经义之人。后汉三公，如袁安、杨震、李固、陈蕃诸人，守正不阿，视前汉匡、张、孔、马大有薰莸之别。《儒林传》中所载如戴凭、孙期、宋登、杨伦、伏恭等，立身皆有可观。范蔚宗论之，以为：“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顾炎武以范氏为知言，谓：“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然则，国家尊经重学，非直肃清风化，抑可搘拄衰微。无识者以为经学无益而欲去之，观于后汉之时，当不至如秦王谓儒无益人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