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学极盛，而前汉末出一刘歆，后汉末生一王肃，为经学之大蠹。歆，楚元王之后；其父向，极言刘氏、王氏不并立。歆党王莽篡汉，于汉为不忠，于父为不孝。肃父朗，汉会稽太守，为孙策虏，复归曹操，为魏三公。肃女适司马昭，党司马氏篡魏，但早死不见篡事耳。二人党附篡逆，何足以知圣经！而歆创立古文诸经，汨乱今文师法；肃伪作孔氏诸书，并郑氏学亦为所乱。歆之学行于王莽；肃以晋武帝为其外孙，其学行于晋初。《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立学官。晋初郊庙之礼，皆王肃说，不用郑义。其时孔晁、孙毓等申王駮郑，孙炎、马昭等又主郑攻王，龂龂于郑、王两家之是非，而两汉颛门无复过问。重以永嘉之乱，《易》亡梁丘、施氏、高氏，《书》亡欧阳、大小夏侯，《齐诗》在魏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孟、京、费《易》亦无传人，《公》、《穣》虽在若亡。晋元帝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请增置郑《易》、《仪礼》及《春秋公羊》、《穣梁》博士各一人，时以为《穣梁》肤浅不足立。王敦之难，复不果行。晋所立博士，无一为汉十四博士所传者，而今文之师法遂绝。

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郑君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岐注《孟子》；凡六经，皆汉人注。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凡三经，皆魏人注。杜预《左传集解》；范宁《穣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凡三经，皆晋人注。以注而论，魏、晋似不让汉人矣；而魏、晋人注卒不能及汉者：孔《传》多同王肃，孔《疏》已有此疑；宋吴棫与朱子及近人阎若璩、惠栋历诋其失，以为伪作；丁晏《尚书馀论》，考定其书实出王肃。据《晋书·荀崧传》，崧疏称武帝时置博士，已有孔氏，是晋初已立学。永嘉之乱亡失，东晋时梅颐复献之，非梅颐伪作也。王弼、何晏祖尚玄虚，范宁常论其罪浮于桀、纣。王弼《易注》，空谈名理，与汉儒朴实说经不似；故宋赵师秀云：“辅嗣《易》行无汉学。”何晏《论语集解》合包、周之《鲁论》，孔、马之《古论》，而杂糅莫辨。所引孔注，亦是伪书；如“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孔注“鄹，孔子父叔梁纥所治邑”，不自称几世祖，此大可疑者。丁晏谓孔注亦王肃伪作。杜预《左传集解》多据前人说解，而没其名，后人疑其杜撰。谅闇短丧，倡为邪说。《释例》于“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一条，亟扬其波。郑伯射王中肩之类，曲为出脱。焦循论预背父党篡之罪，谓为司马氏饰，其注多伤名教，不可为训。范宁《穣梁集解》，虽存《穣梁》旧说，而不专主一家。序于三传皆加诋諆，宋人谓其最公。此与宋人门径合耳；若汉时，三传各守颛门，未有兼采三传者也。郭璞《尔雅注》亦没前人说解之名，余萧客谓为攘善无耻。此皆魏、晋人所注经，准以汉人著述体例，大有迳庭，不止商、周之判。盖一坏于三国之分鼎，再坏于五胡之乱华，虽绪论略传，而宗风已坠矣。

六、经学分立时代

自刘、石十六国并入北魏，与南朝对立，为南北朝分立时代；而其时说经者亦有“南学”“北学”之分。此经学之又一变也。《北史儒林传》序曰：“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案南北学派，《北史》数言尽之。夫学出于一，则人知依归；道纷于歧，则反致眩惑。郑君生当汉末，未杂玄虚之习、伪撰之书，笺注流传，完全无缺；欲治“汉学”，舍郑莫由。北学，《易》、《书》、《诗》、《礼》皆宗郑氏，《左传》则服子慎。郑君注《左传》未成，以与子慎，见于《世说新语》。是郑、服之学本是一家；宗服即宗郑，学出于一也。南学则尚王辅嗣之玄虚，孔安国之伪撰，杜元凯之臆解，此数家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驰。乃使泾、渭混流，薰、莸同器，以致后世不得见郑学之完全，并不得存汉学之什一，岂非谈空空、覈玄玄者阶之厉乎！南方玄学不行于北魏，李业兴对梁武帝云：“少为书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何敢仰酬！”此北重经学不杂玄学之明证。南学之可称者，惟晋、宋间诸儒善说礼服。宋初雷次宗最著，与郑君齐名，有雷、郑之称。当崇尚老、庄之时，而说礼谨严，引证详实，有汉石渠、虎观遗风，此则后世所不逮也。其说略见于杜佑《通典》。

《北史》又云；“汉世郑氏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郑，《易》、《诗》、《书》、《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案汉儒经注，当时存者，止此三家；河北大行，可谓知所宗尚。而据《北史》，河、洛主服氏《左传》外，不闻更有何氏《公羊》；且云：“《公羊》、《穣梁》，多不措意。”《儒林传》载习《公羊春秋》者，止有梁祚一人；而刘兰且排毁《公羊》。则此所云《公羊》大行，似非实录。《公羊传何氏解诂疏》二十八卷，《唐志》不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彦；而徐彦亦不知何代人。近人王鸣盛谓即《北史》之徐遵明；以其文气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为。洪颐煊引疏司空掾云“‘若今之三府掾。’三府掾，六朝时有之，至唐以后则无此称矣；此疏为梁、齐间旧帙无疑。”姚范云：“隋、唐间不闻有三府掾，亦无三府之称，意者在北齐、萧梁之间乎？”据此二说，则以为徐遵明，不为无见。惟据《北史》，遵明传郑《易》、《尚书》、《三礼》，服氏《春秋》，不闻传何氏《公羊》，其弟子亦无传《公羊》学者；则谓彦即遵明，尚在疑似之间。《公羊疏》设问答；梁有《公羊传问》九卷，荀爽问，魏安平太守徐钦答；又晋车骑将军庾翼问，王愆期答；其书在隋并亡，或即徐《疏》所引。王愆期注《公羊》，以为《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见《书泰誓疏》引；两汉人无此说，亦未可据。

《北史》又云：“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盖唐初人重南轻北，故定从南学；而其实不然。说经贵约简，不贵深芜，自是定论；但所谓约简者，必如汉人之持大体，玩经文，口授微言，笃守师说，乃为至约而至精也。若唐人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不过名言霏屑，骋挥麈之清谈；属词尚腴，侈雕虫之馀技。如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此南朝经疏之仅存于今者，即此可见一时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