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林亿以古三两为今一两，古三升为今一升，庞安常亦云然。此误以汉之权量为凭耳，于古方不相涉也。

古方以二龠为一升，以二百四十黍为一两，此与刘歆所定二十龠为升，二千四百黍为两者，大相悬绝，后儒误

信《班志》，遂以新莽刀布之重及铜斛之式断为古律权量，于是以古准今，遂有三两为一两，三升为一升之说，而强合于

医方之权量耳（秦汉之量，每一斗为今之二升，见阎百诗《四书释地》及沈彤《周官禄田考》，附识于此）。

前明张介宾惑于郑世子之《乐书》，定为古方一两，今之六钱，古方一升，今之三合三勺者，尤为大谬。

李时珍云∶古之一两，今之一钱，古之一升，今之二合半，亦非也。

以古方参之∶

《肘后方》治消渴，以黄连三斤（准今三两六钱），纳猪肚中蒸服（根据景岳说，是廿八两八钱矣，猪肚中能容之否？）。

又《肘后方》治中风腹痛，用盐半斤（准今六钱），熬水干，着口中，饮热汤二斤，得吐愈（根据张则四两八钱，能着

口中耶？并能饮如许热汤耶？）。

又《肘后方》治风毒香港脚，用硫黄末一两，牛乳调服，取汗，北方人用此多效（根据张则六钱，可作一顿服耶？）。

又《肘后方》治劳复，用干姜四两，为末（准今三钱），汤调顿服（根据张则为二两四钱之干姜，可一顿服耶？）。

《外台》载《备急方》治五尸，以雄黄、大蒜各一两，捣和如弹丸（准今一钱三分，故适如弹子大），纳热酒中服之

（根据张则一两二钱，能与弹丸相似耶？）。

《千金方》治吞金银，用白糖二斤（唐以前方用糖，皆指饴糖，非蔗糖也），一顿（准今二两四钱），渐渐食之，

多食亦佳（根据张则十九两二钱，能作一顿服耶？）。

以上辨古秤。

《金匮》方，解菌毒，人粪饮一升（此岂今之三合三勺耶？）。

《外台》载《集验方》，疗水肿，用黄牛尿，一饮三升（准今二合），若不觉，更加服之（若谓是今之一升人粪牛尿，

谁堪多服者？）。

《肘后方》治齿痛，醋炙枸杞白皮一升，取半升含漱即瘥（若如今之一合六七勺，如何含而漱之）。

又《肘后方》治霍乱，大渴不止，多饮则杀人，黄粱米五升，水一斗，煮清三升，稍稍饮之（若如今之一升，独不

虑其多饮而杀人耶？）。

《外台》载《崔知悌方》治血痢，锻石三升，熬黄，水一斗投之，澄清，一服一升，日三服（每服准今三合三勺，

日三服，岂锻石汤可多服耶？）。

《千金》术膏酒，治脚弱风虚，用湿荆二十五束，束别三尺围，各长二尺五寸，径头二寸，烧沥三斗（准今二升）。

青竹三十束，束别三尺围，各长二尺五寸，径一寸，烧沥三斗（试如式取荆与竹烧之，能取今一斗之沥否？）。

《千金》耆婆万病丸条下云∶服药取微下三升恶水为良（若三升为今一升，尚云微下耶？）。

《千金》第七卷杂方云∶治崩中下血一斛，服之即断（若血下至三斗三升，尚堪救药耶？）。

《千金》紫菀汤云∶小儿六十日至百日，一服二合半，百日至二百日，一服三合（若如今之八勺有奇，百日以内之

小儿能顿服耶？）。

（以上辨古升）

夫以药秤药升，农、轩创造之法物，晋、宋以来失古意，故梁·陶贞白先生着《名医别录》，论用药分剂法则，一

遵神农之秤，而不用子谷黍之制。孙真人祖述其意，定《千金方》，首言“今根据四分为一两称为定”，亦不根据隋人以三

两为一两之法，其述古药升制度下即曰∶“今人分药，不复用此”，盖有存羊爱礼之思焉。继此有王刺史者，辑《外台秘

要》，每万必纪其所出，凡六朝诸名家所定分两升合，皆兢兢法守，间有大升大两，必分别注明。今良方具在，顾以权量

难求，弃若弁髦，强作解事者，从而武断之，而医宗之微旨，势不至尽坠于地不止。

武断之最者，莫如景岳，以其所宗者，悉本之伪造夏律周之郑世子也。

微旨者何？圣人治病之枢机也。升降浮沉之气，顺者生，逆者死，但得拨之使转，即行所无事矣。故药也者，求其

中，不贵多也；求其循序，不贵速也。药必有毒，非毒无以驭病，非节制无以驭毒。故升秤之以小为度者，诚慎之也。

陶隐居曰∶一物一毒，服一丸如细麻大；二物一毒，服二丸如大麻；三物一毒，服三丸如胡豆；四物一毒，服四丸

如小豆；五物一毒，服五丸如大豆；六物一毒，服六丸如梧子，从此至十，皆以梧子为度。按《千金》论如梧子者（准

上论重一分），以二大豆准之；如大豆者（重五厘），以二小豆准子；如小豆者（重二厘半），以三大麻准之；如胡豆者（重

一厘七毫），以二大麻准之；如大麻者（重八毫半），准三细麻（每一细麻重二毫八丝）。

今人疑古方立法太峻，而不详其用意之谨密，反谓古人禀浓，能胜重剂，则所见益颠倒矣。得吾说而通之，庶儿能

师古之意，用古之法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