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总是用自己冷漠的眼睛看着这个灰败的城市，这个肮脏的、物欲纵横的、常年都是一片灰色天空的、令花旗厌恶着的城市。
南方的冬天总有一种深入骨髓的、阴寒的冷，花旗穿着常年都看不出颜色的深色外套，沉默地走在生活了十几年的弄堂里，很常见的上海老式弄堂，逼仄、零乱，窗户里伸出的竹竿上搭着被夜风吹得僵硬的棉毛衣裤，随着寒风肆无忌惮地胡乱飞舞。
在弄堂口买了一个一块五毛钱的饭团，花旗继续往公交站牌走，现在是北京时间五点半，眼前还是阴沉沉的一片黑，坐上公交，花旗拿着单词本面无表情地背单词，有风从窗户的缝隙里嘶嘶地溜进来，吹得花旗的脸一片凉。
教室里一如既往地冷，大部分女生都带了厚厚的毯子，毯子下面是热乎乎的热水袋，桌子上是各色的保温杯，里面要不是提神的参茶，要不是甜腻腻的阿华田，虽然也是一片奋笔疾书的模样，却也自有了一种慵懒感，花旗只有一个以前装橘子水的旧玻璃瓶，从学校走廊拐角处热水机里装来的白开水，冷的时候一口一口地灌下去。只是脚还是一如既往地冷到僵硬，从棉靴里一点一点地透出冷汗来。
每天十二点睡，早上五点半准时起床，中午并不午睡，花旗有时候有一种令人胆怯的意志力，像一种紧紧地咬牙切齿地扎根在坚硬岩石上面的细细的纤弱的根，脆弱却有一种有关生命感的力量，就那样坚忍不拔地恶狠狠地活着。
花旗家是很老旧的一室一厅，一家三口挤着不到四十平的小房子里，在以前房屋紧张的年代里算是好的，到如今却不够看了。花旗的父母住了唯一的卧室，给花旗在客厅搭了一张小小的钢丝床，钉了一块木板来当书桌，睡觉的时候把床边的的帘子拉起来。
花旗的父母在花旗四岁那年下岗，父亲花伦在外努力跑业务，赚取极为微薄地薪水，而母亲乔凤娇则整日坐在牌桌上，吆喝着一万八筒幺鸡，有时输有时赢，输得时候脾气暴躁，对花旗冷言冷语，常常浑身上下连一百块钱也拿不出来，赢得时候则是趾高气扬，拉着花旗去逛超市买衣服，当然极少有给花旗买的时候，大部分都穿到了自己身上，有时有不爱穿了的便拿给花旗穿，即便连内衣也是如此。花旗常常悲哀地想，那个老照片里美丽的温婉的妈妈到底哪里去了，或许生活真的像一把利刃，生生把人的血肉都一片一片地磨去。花旗总想，如果有一天她也像此时的乔凤娇一样，尖酸刻薄言辞粗鄙，那还不如真的死了算了。
她的记忆里就没有他们相亲相爱的时候，但小的时候也算过的去。父亲花伦每天傍晚带着小花旗去菜场买菜，总是记得给她买个小鸡腿让她拿着吃，周末的时候也会带着小花旗去附近的公园遛弯，去公园坐摩天轮。花旗常常怀念那时候的时光，那时候连妈妈都是温柔的。只是凡事总有以后，以后呢，花伦忙得脚不着地，每天半夜才归家，而乔凤娇闲赋在家，遍地找茬和他大吵。花伦有时还讲点道理，有时干脆置之不理，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还会与乔凤娇厮打缠斗。花旗埋在被子里听他的谩骂声，乔凤娇的哭喊声，待到他俩偃旗息鼓，仍是一个人在被子里颤抖到天明。
花旗永远也忘不了有一个晚上，乔凤娇拿起菜刀便往手腕上砍去，然后便是鲜血，对花旗来说的，铺天盖地的鲜血和漫无边际的绝望。不要像他们这样，不要和他们一起生活，花旗心里有一个巨大的声音在叫嚣着，花旗知道她得离开，拿出所有所有的力气来，努力得从这片沼泽里挣扎出去。
节假日的时候花旗总是去广场或者超市里做促销，上学的时候总有大大小小很多细碎的开销，花旗不愿向乔凤娇开口看她刻薄的脸，花旗永远记得有一年学校收暑假补课费，她把床上的乔凤娇叫醒要钱，乔凤娇怒气冲冲地嚷嚷：“就知道要钱要钱要钱，你当老娘是印钞机啊。”说着不耐烦地从钱包里拿出一百块钱扔给花旗，就再也没有看她一眼，蒙上被子睡觉了。
虽然乔凤娇是花旗的母亲，但是花旗从地上捡起一百块钱的时候，还是感到了深深的屈辱感。所以对于花旗来说，做促销并不算辛苦的工作，即使要面对客人的不耐烦地拒绝和经理无理的刁难，她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只是浪费学习时间让她有些心疼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