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分钟，我们在宾馆门口告别。她想起把伞丢在了酒吧，我乘电梯帮助她取回。伞是红褐色的，花纹很大。

“谢谢了！”她说。

“晚安。”我说。

此后我和她再未见面。一次就刊登广告的细节我们通过电话，那时我很想邀她一起吃饭，但终归还是作罢。用电话讲话的时间里，蓦地觉得这种事怎么都无所谓。

自从经历大象失踪事件以来，我时常出现这种心情。每当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无法在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与回避这一行为所可能带来的结果之间找出二者的差异。我往往感到周围正在失去其固有的平衡。这也许是我的错觉。也许是大象事件之后自己内部的某种平衡分崩离析从而导致外部事物在我眼睛中显得奇妙反常。责任怕是在我这一方。

我仍然在这急功近利式的世界上依据急功近利式的记忆残片，到处推销电冰箱、电烤炉和咖啡机。我越是变得急功近利，产品越是卖得飞快。我们的产品宣传会所取得的成功甚至超过了我们不无乐观的预想。我于是得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或许人们是在世界这个大厨室里寻求某种谐调性吧。式样的谐调，颜色的谐调，功能的谐调。

报纸几乎不再有大象的报道。人们对于自己镇上曾拥有一头大象这点似乎都已忘得一干二净。仿若广场上一度茂盛的杂草，业已枯萎，四周开始漾出冬的气息。

大象和饲养员彻底失踪，再不可能返回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