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一九四九年，一九六一年进入中学，一九六七年念大学，之后如多数人一般，在热闹滚滚中，迎接我的二十岁。所以，就如同字面上所呈现的一般，我是六十年代的孩子。那是人生中最容易受伤害，最青涩，但也是最重要的时期。因此，在这最重要的六十年代里，我们充分地吸取这个时代粗野狂暴的空气，也理所当然的让命运安排我们沉醉其中。从大门、披头士到鲍勃迪伦，这些背景音乐已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在这所谓的六十年代里，确确实实有着什么特别的东西呢？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是这样认为，那时，更是这样认为。六十年代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呢？”（《我们时代的民俗学……高度资本主义前史》1989年文艺春秋社刊《电视人间》收录）。

人们总是呼吸着大时代的空气，所以不管是怎样的时代，随着时代的风在吹，人们总是有意识的、潜意识的听着这个时代的各种声音。无论是歌曲、广告、流行、街景，甚至是漫步在大街上行人的表情，都被此时代的色彩与阴影笼罩着。出生在同一时代的人们，总有些什么地方是共通的，就好似被神秘的愿望和冲动正催眼着。某部小说或音乐不尽迎合着那个时代，也因而在不知不觉中与“深川”中的某部分产生共鸣。

村上春树与鲍勃·迪伦对大多数“六十年代的孩子”而言，披头士的音乐在此之前是闻所未闻的。他们沉醉其中，并随着其旋律的激烈摆动，感受着觉醒般的冲击。对他们来说，披头士的音乐，不仅具有亲和力，同时也是极端地存在着。另一方面，那时能赶得上时代潮流的是鲍勃迪伦。鲍勃迪伦有着一双沉静中蕴含热情的双眼，就好比是法国诗人Jean

NicolasArtureRimband（1851）的化身。

鲍勃迪伦在纽约登场时，正是六十年代的初期。当时，世界正悄悄地笼罩在一面巨大的阴影之下，美国正开始激烈地燃烧起来，并向其周围释放过多的能量，而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正以“山雨欲来”之势掌握着大时代的脉动。

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危机”不仅让现实世界笼罩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之下，也为当时的美国青年们带来无可限量的想像力与可能性。那年也是二十一岁的鲍勃迪伦创作出“随风而逝”“暴风雨”等脍炙人口的反战歌曲的年代。翌年肯尼迪被暗杀，一九六五年越战爆发，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一时之间披头士的唱片竟在美国卖了二亿张。随着战争的激烈，以鲍勃迪伦、琼贝兹为中心在三十多个城市掀起反战歌曲的热潮。不久，巴黎也受到波及，各地学潮纷争四起。在一九六九年纽约市郊的伍德斯托克举行“爱与和平演唱会”聚集了四十万的年轻人。当时，越过太平洋彼岸的日本，也同样地产生学潮。好几个大学进入无限期全校罢课，而在神田河台的学生街上，学生与自卫队之间展开了愈演愈烈的城市战争，石头、汽油弹、瓦斯枪满天乱舞，一时之间造就了解放区的诞生。在新宿车站西口地下广场所举行的“反战族群集会”，聚集了约七千名年轻人，与自卫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正当此时，村上春树已是二十岁的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了。不论是加入“全民联合斗争运动”的人，或是胆敢拒绝的人，都同样地受到暴风的侵袭。在这时期，无论是大学校园里，或是反战集会中，都有以“胜利由我”“随风而逝”等有如圣歌般的歌曲在传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