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论语》云：“北学有杜弼注，世颇行之。”北方大儒，如徐遵明，未尝一引。陆本南人，未通北学，固无怪也。与义疏同时并出者，唐初又有《定本》，出颜师古，五经疏尝引之。师古为颜之推后人。之推本南人，晚归北，其作《家训》，引江南、河北本，多以江南为是。师古《定本》从南，盖本《家训》之说；而《家训》有不尽是者。如《诗》“兴云祁祁”，《家训》以为当作“兴雨”，《诗正义》即据《定本》作“兴雨”，以或作“兴云”为误。不知古本作“兴云”，汉《无极山碑》可证。《毛诗》亦当与三家同。古无虚实两读之分，下云“雨我公田”，若上句又作“兴雨”，则文义重复。《家训》据班固《灵台诗》“祁祁甘雨”，不知班氏是合“兴云祁祁，雨我公田”为一句。班作《汉书食货志》，引《诗》正作“兴云”，尤可证也。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故论经学，为统一最久时代。

唐以《易》、《书》、《诗》、三《礼》、三《传》合为九经，取士。《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穣梁》为小经。以经文多少分大中小三等，取士之法不得不然。开元八年，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人教业。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穣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开元十六年，杨玚为国子祭酒，奏言：“今明经习《左氏》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公羊》、《穣梁》殆将绝废，请量加优奖。”据此二说，则唐之盛时，诸经已多束阁。盖大经，《左氏》文多于《礼记》，故多习《礼记》，不习《左氏》。中、小经，《周礼》、《仪礼》、《公羊》、《穣梁》难于《易》、《书》、《诗》，故多习《易》、《书》、《诗》，不习《周礼》、《仪礼》、《公羊》、《穣梁》。此所以四经殆绝也。唐帖经课试之法，以其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为通。专考记诵，而不求其义，故明经不为世重，而偏重进士。宋初因唐明经之法，王安石改用墨义，是为空衍义理之始，元、明经义时文之滥觞。

汉熹平刊《石经》之后，越五百余年，而有唐开成《石经》。此一代之盛举，群经之遗则也。惟唐不重经术，故以文宗右文之主，郑覃以经术位宰相，而所刊《石经》，不满人意，史臣以为名儒不窥。当时并无名儒，窥不窥无足论；而自熹平《石经》散亡之后，惟开成《石经》为完备；以视两宋刻本，尤为近古。虽校刊不尽善，岂无佳处足证今本之讹脱者。顾炎武考监本《仪礼》，脱误尤多，《士昏礼》脱“壻授绥”一节十四字，赖有长安《石经》可据以补。此开成《石经》有功经学之一证也。顾又考出唐《石经》误字甚夥，实不尽属开成原刻。一经乾符之修造，再经后梁之补刊，三经北宋之添注，四经尧惠之谬作。其中误字，未可尽咎唐人。精审而详究之，亦治经之一助也。

唐人经说传今世者，惟陆淳本啖助、赵匡之说，作《春秋纂例》、《微旨》、《辨疑》。谓：左氏，六国时人，非《论语》之丘明；杂采诸书，多不可信。《公》、《穣》口授，子夏所传；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此等议论，颇能发前人所未发。惟《三传》自古各自为说，无兼采《三传》以成一书者；是开通学之途，背颛门之法矣。史徵《周易口诀》，成伯玙《毛诗指说》，韩、李《论语笔解》，皆寥寥短篇，无关闳旨。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存古义；后人得以窥汉《易》之大略，考荀、虞之宗旨，赖有此书。

唐人经学有未可抹杀者，《说郛》令狐澄《大中遗事》云：“大中时，工部尚书陈商立《春秋左传》学议；以孔子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惜忠贤之泯灭，恐善恶之失坠，以日系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举其《春秋》，则明白而有识；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徵。杜元凯曾不思夫子所以为经，当以《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取二义乖刺不侔之语，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孙光宪《北梦琐言》，亦载此说。案自汉后，《公羊》废搁，《左氏》孤行，人皆以《左氏》为圣经，甚且执杜解为传义。不但《春秋》一经，汨乱已久；而《左氏》之传，受诬亦多。孔疏于经传不合者，不云传误，反云经误。刘知几《史通》，诋毁圣人，尤多狂悖。皆由不知《春秋》是经，《左氏》是史。经垂教立法，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体例判然不合，而必欲混合为一。又无解于经传参差之故，故不能据经以正传，反信传而疑经矣。陈商在唐时无经学之名，乃能分别夫子是经、丘明是史，谓杜元凯参贯二义非是，可谓千古卓识。谓《左传》非扶助圣言，即博士云“左氏不传《春秋》”之意也；非缘饰经旨，即范升云“左氏不祖孔子”之说也。治《春秋》者，诚能推广陈商之言，分别经是经，《左氏》是史，离之双美，毋使合之两伤，则不至误以史视《春秋》，而《春秋》大义微言可复明于世矣。

八、经学变古时代

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宋王旦作试官，题为“当仁不让于师”，不取贾边解师为众之新说，可见宋初笃实之风。乃不久而风气遂变。《困学纪闻》云：“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据王应麟说，是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七经小传》，刘敞作，《三经新义》，王安石作，或谓《新义》多剿敞说。元祐诸公，排斥王学；而伊川《易传》专明义理，东坡《书传》横生议论，虽皆传世，亦各标新。司马光《论风俗劄子》曰：“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陆游曰：“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案宋儒拨弃传注，遂不难于议经。排《系辞》谓欧阳修，毁《周礼》谓修与苏轼、苏辙，疑《孟子》谓李觤、司马光，讥《书》谓苏轼，黜《诗序》谓晁说之。此皆庆历及庆历稍后人，可见其时风气实然，亦不独咎刘敞、王安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