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以《易》授商瞿，五传而至田何，又三传为施雠、孟喜、梁丘贺，此《易》之正传也。京房受《易》于焦延寿，讬之孟氏，不相与同，多言卦气占验，此《易》之别传也。郑注言爻辰，虞注言纳甲，不过各明一义，本旨不尽在此。郑与荀爽皆费氏《易》；惟虞翻言家传孟氏，而注引《参同契》，又言梦道士使吞三爻，则间本于道家。王弼亦费氏《易》，而旨近老氏，则亦涉道家矣。然诸儒虽近道家，或用术数，犹未尝驾其说于孔子之上也。宋道士陈搏乃本太乙下行九宫之法，作先天后天之图，讬伏羲、文王之说而加之孔子之上。三传得邵子，百其说益昌。邵子精数学，亦《易》之别传，非必得于《河》、《洛》。程子不信邵子之数，其识甚卓。《易传》言理，比王弼之近老氏者，为最纯正。朱子以程子不言数，乃取《河》、《洛》九图冠于所作《本义》之首。于是宋、元、明言《易》者，开卷即说先天后天。不知图是点画，书是文字；故汉人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宋人所传《河图》、《洛书》，皆黑白点子，是止可称图，不可称书。而乾南坤北之位，是乾为君，而北面朝其臣。此皆百喙不能解者。是以先天后天说《易》者，皆无足观。

《尚书》传自伏生，今存《大传》；而《洪范五行传》专言祥异，则《书》之别传也。太史公当武帝立欧阳《尚书》之时，所引《尚书》，必欧阳说，与伏传多吻合。大小夏侯出，始小异。古文说出，乃大不同。今考《五经异义》引《古尚书说》，《五经疏》引马、郑遗说，如六卿、六宗、广地万里、服十二章之类，多援《周礼》以解唐、虞。夫《周礼》即属周公手定之书，亦不可强尧、舜下从成周之制，是古文说已不可信矣。伪孔《传》出，王肃杂采今古，与马、郑互有得失。诸儒去古未远，虽间易其制度，未尝变乱其事实也。至宋儒乃以义理悬断数千年以前之事实，谓文王不称王；戡黎是武王；武王但伐纣，不观兵；周公惟摄政，未代王；无解于“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子封”之文，乃以为武王封康叔；《君奭》是周公留召公；王命周公后是留后治洛；并与古说不合。考之《诗》、《书》，皆言文王受命。伏《传》、《史记》皆言文王称王，以戡黎为文王事，非武王事。武王既可伐纣，何以必不可观兵。伏《传》言周公居摄；《史记》言周公践位。又言武王时，康叔幼，未得封；《左氏传》祝鮠明言周公封康叔，鮠以卫人说卫事，岂犹有误！《史记》言《君奭》作于周公居摄时，非留召公。又言周公老于丰，薨于丰，未尝留后治洛。唐置节度留后，古无此官名。皆变乱事实之甚者，孔《传》尚无此说，故孔《传》虽伪，犹愈于蔡《传》也。疑孔《传》始于宋吴棫。朱子继之，谓“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序》是魏、晋间人作。《书》凡易读者皆古文，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偏记其所难而易者全不能记。”朱子所疑，真千古卓识。蔡《传》不从师说，殆因其序以传心为说；传心出虞廷十六字，不敢明著其伪乎！阎若璩作《古文疏证》，攻伪《书》、伪《传》；毛奇龄为古文作《冤词》。人多是阎非毛，实亦未可概论。阎攻伪《书》、伪《传》极精，而据蔡《传》则误。毛不信宋儒所造事实，而一从孔传，此则毛是而阎非者，学者当分别观之。

《诗》，鲁、齐、韩三家，《艺文志》以为鲁最近之。《齐诗》五际六情，独传异义，则《诗》之别传也。《韩诗》，唐时尚存，惜无传人而亡。《毛传》孤行，郑《笺》间采鲁、韩。自汉以后，说《诗》皆宗毛、郑。宋欧阳修《本义》始辨毛、郑之失，而断以己意。苏辙《诗传》始以毛《序》不可尽信，止存其首句，而删去其余。南宋郑樵《诗传辨妄》始专攻毛、郑，而极诋《小序》。当时周孚已反攻郑樵。朱子早年说《诗》，亦主毛、郑；吕祖谦《读诗记》引朱氏曰，即朱子早年之说也。后见郑樵之书，乃将《大小序》别为一编而辨之，名《诗序辨说》。其《集传》亦不主毛、郑，以《郑》、《卫》为淫诗，且为淫人自言。同时陈傅良已疑之，谓：以城阙为偷期之所，彤管为淫奔之具，窃所未安。马端临《文献通考》辨之尤详，谓：夫子尝删《诗》，取《关雎》乐而不淫；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为男女淫泆而自作者，凡二十有四，何夫子犹存之不删！又引郑六卿饯韩宣子所赋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而不闻被讥。乃知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是朱子《诗集传》，宋人已疑之。而朱子作《白鹿洞赋》，引《青衿》伤学校语，门人疑之而问，朱子答以序亦不可废。是朱子作《集传》，不过自成一家之言，非欲后人尽废古说而从之也。王柏乃用其说而删《诗》，岂朱子之意哉！

《春秋公羊》、《穣梁》，汉后已成绝学。《左氏》传事不传义，后人专习《左氏》，于《春秋》一经，多不得其解。王安石以《春秋》为断烂朝报而废之，后世以此诟病安石。安石答韩求仁问《春秋》曰：“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不足信也。”尹和靖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难之也，废《春秋》非其意。”据尹氏说，安石本不欲废《春秋》者，然不信《三传》，则《春秋》已废矣。若以《春秋》为断烂朝报，则非特安石有是言，专执《左氏》为《春秋》者皆不免有此意。信《左氏》家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是《春秋》如朝报矣；不信《公》、《穣》家日月褒贬之例，而概以为阙文，是《春秋》如朝报之断烂者矣。宋人治《春秋》者多，而不治颛门，皆沿唐人啖、赵、陆一派。如孙复、孙觉、刘敞、崔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程公说、张洽、吕大圭、家铉翁，皆其著者，以刘敞为最优，胡安国为最显。元、明用胡《传》取士，推之太高；近人又诋之太过，而胡《传》卒废。平心而论，胡氏《春秋》大义本孟子，一字褒贬本《公》、《穣》，皆不得谓其非。而求之过深，务出《公》、《穣》两家之外；锻炼太刻，多存讬讽时事之心。其书奏御经筵，原可藉以纳约。但尊王攘夷，虽《春秋》大义；而王非唯诺趋伏之可尊，夷非一身两臂之可攘。胡《传》首戒权臣，习艺祖惩艾黄袍之非，启高宗猜疑诸将之意。王夫之谓岳侯之死，其说先中于庸主之心。此其立言之大失，由解经之不明也。崔子方《春秋本例》，以日月为本，在宋儒中，独能推明《公》、《穣》；而所作《经解》并纠《三传》，未能专主一家。朱子云：“《春秋》义例不能自信于心，故未尝敢措一辞。”此朱子矜慎之处，亦由未能专信《公》、《穣》，故义例无所依据也。

三《礼》本是实学，非可空言；故南北学分，而三《礼》皆从郑注；皇、熊说异，而皆在郑注范围之中。宋时三礼之学，讲习亦盛。王安石以《周礼》取士。后有王昭禹、易袚、叶时，皆可观。《仪礼》有李如圭《集释》、《释宫》，张淳《识误》，并实事求是之学。《礼记》，卫湜《集说》一百六十卷，采摭宏富，可比李鼎祚之集《周易》。而陈祥道之《礼书》一百五十卷，贯通经传，晁公武、陈振孙服其精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