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谓祥道之书，博则有之，精则未也。宋人治经，务反汉人之说。以礼而论，如谓郊秂是一，有五人帝，无五天帝，魏王肃之说也。秂是以祖配祖，非以祖配天，唐赵匡之说也。此等处，前人已有疑义，宋人遂据以诋汉儒。三代之礼久亡，汉人去古未远，其说必有所受。古时宫室制度，至汉当有存者。如周之灵台，汉时犹在，非后人臆说所能夺也。若古礼之不宜于今者：郊秂一岁屡行，天子难于亲出；宗庙四代选毁，人情必疑不安。后世天则每岁一郊，祖则同堂异室，此皆不必强摹古礼，亦不必以古礼为非，宋人尽反先儒，一切武断；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变三代之典礼，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为必然者也。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以十七篇为主，取大、小戴及他书传所载系于礼者附之，仅成家、乡、邦国、王朝礼，丧、祭二礼未就而朱子殁，黄榦续成之。其书甚便学者，为江永《礼经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所自出。

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己，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也。世讥郑康成好改字；不知郑《笺》改毛，多本鲁、韩之说；寻其依据，犹可征验。注《礼记》用卢、马之本，当如卢植所云“发起纰缪”；注云“某当为某”，亦必确有凭依。《周礼》故书，不同《仪礼》；今古文异，一从一改，即以《齐》、《古》考《鲁论》之意。《仪礼》之《丧服传》，《礼记》之《玉藻》、《乐记》，虽明知为错简，但存其说于注，而不易其正文。先儒之说经，如此其慎，岂有擅改经字者乎！唐魏征作《类礼》，改易《礼记》次序，张说駮之，不行，犹得谨严之意。乃至宋而风气大变。朱子注《论语》，不删重出之章；“与其进也”三句，不钩转其文，但存其说于注。注《诗》“爰其适归”，云《家语》作奚，而不改为奚；据古本“上帝甚蹈”，云《国语》作神，而不改为神；体例犹未失也。独于《大学》，移其文，又补其传；《孝经》分经传，又删经文；未免宋人习气。而移《大学》先有二程子，删《孝经》云本胡侍郎、汪端明，则未可尽为朱子咎。若王柏作《书疑》，将《尚书》任意增删；《诗疑》删《郑》、《卫》，《风雅颂》亦任意改易；可谓无忌惮矣。《四库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奋笔以进退孔子哉！”经学至斯，可云一厄。他如俞廷椿《复古编》，割裂五官，以补冬官；吴澄《礼记纂言》，将四十九篇颠倒割裂，私窜古籍，使无完肤。宋、元、明人说经之书，若此者多，而实宋人为之俑始。

九、经学积衰时代

唐、宋明经取士，犹是汉人之遗；而唐不及汉，宋又不及唐者，何也？汉以经术造士，上自公卿，下逮掾吏，莫不通经。其进用，或由孝廉茂才，或由贤良对策。若射策中科，止补文学掌故、博士弟子员，非高选也。唐之帖经，犹汉之射策；其学即浅，而视之又不重。所重视者，诗赋之辞，时务之策，皆非经术。援经义对策者，仅一刘蕡引《春秋》正始之文，发宦侍无君之隐。以直言论，固属朝阳之凤；以经义论，亦同独角之麟；而唐不能用。此其所以不及汉也。宋仁宗始复明经科，神宗变帖经为墨义。贴经之记诵属实，非数年不为功；墨义之文字蹈空，即一时可猝办。唐时帖括全写注疏，议者病其不能通经。权德舆谓注疏犹可以质验；不者，傥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则荡然矣。宋用墨义，正如权德舆所料。又专用王氏《新学》，不遵古义。苏轼以为黄茅白苇，徐禧言窃袭人语不求心通者相半，此其所以并不及唐也。且宋以后，非独科举文字蹈空而已，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朱子答人问胡安定云：“寻常亦不满于胡说，解经不使道理明白，却说其中多使故事，大与做时文答策相似。”夫以胡安国《春秋传》，后世颁之学官，用以取士者，犹不免与时文答策相似；皆由科举之习深入人心，不可涤除。故论经学，宋以后为积衰时代。

科举取士之文而用经义，则必务求新异，以歆动试官；用科举经义之法而成说经之书，则必创为新奇，以煽惑后学。经学宜述古而不宜标新；以经学文字取人，人必标新以别异于古。一代之风气成于一时之好尚，故立法不可不慎也。元、明之经义，本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墨义之法，命吕惠卿、王雱等为之，而安石自撰《周礼义》，使雱撰《诗》、《书义》，名为《三经新义》，颁行天下。夫既名为《新义》，则明教人弃古说，以从其新说。陈后山《谈丛》言：荆公《新义》行，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荆公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是安石立法不善，当时已自悔其失；而其书至南宋始废。赵鼎谓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陈公辅谓安石使学者习其所为《三经新义》；皆穿凿破碎无用之空言也。南宋虽废《新义》，而仍用其墨义之法。朱子谓经义甚害事，分明是侮圣人之言，诗赋却无害。朱子岂不知经义取士优于诗赋，而其言如是，则当时经义为经之蠹可知。元人因之，而制为四书五经疑。明初用四书疑，后乃改四书五经义。其破承原起之法，本于元王充耘《书义矜式》，又本于吕惠卿、王雱之墨义。名为明经取士，实为荒经蔑古之最。明时所谓经学，不过蒙存浅达之流；即自成一书者，亦如顾炎武云：明人之书，无非盗窃。弘治以后，经解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而已。其见于《四库存目》者，新奇谬戾，不可究诘。《五经》扫地，至此而极。

宋人说经之书传于今者，比唐不止多出十倍，乃不以为盛而以为衰者，唐人犹守古义而宋人多务新义也。唐人经说传世绝少，此亦有故。考《唐书经籍志》，唐人自为之书二万八千余卷，《五经》义说著于录者凡数十种，则亦未为鲜矣。而今所传不及什一，由于其时刊本未出，传钞不易，一遇兵燹，荡为煨烬。世传古籍，唐以前什一二，宋以后什八九。此非特唐人所著之书为然，亦非特唐人所著经说为然也。又自宋末元、明，专用宋儒之书取士，注疏且束高阁，何论注疏之外！于是唐以前古籍之不亡于兵燹者，尽亡于宋以后。所以唐人经说传世寥寥。宋则刊刻已行，流传甚易，宜其存多佚少。今所传宋人文集说部皆十倍于唐人，非止经说。是未可以经说之多寡判唐、宋之优劣也。五代极乱之时，忽开文明之象；如鋟木一事，实为艺林之珍。《五代会要》，后唐长兴三年始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经书之有木板，实始于此。逮两宋而刻本多。此宋以后之书所以多传于今日也。

汉学至郑君而集大成，于是郑学行数百年；宋学至朱子而集大成，于是朱学行数百年。懿彼两贤，师法百祀。其巍然为一代大宗者，非特以学术之闳通，实由制行之高卓也。以经学论，郑学、朱学皆可谓小统一时代。郑学统一，惟北学为然；所谓宁道孔、孟误，讳言郑、服非；若南学，则兼用伪孔、王、杜，而不尽宗郑、服；是犹未得为统一也。朱学统一，惟南方最早。金、元时，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北人虽知有朱夫子，未能尽见其书。元兵下江、汉，得赵复，朱子之书始传于北。